所有人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手中没有枪，兜里没有钱，只有心中的“主义”和全国50多名信仰相同的追随者。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全国只有50多人、赤手空拳的新政党，28年后会建立起一个新国家。
1920年春节前夕，一辆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路上，二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两位大知识分子，为什么想到要建立一个新政党呢？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入协约国并派出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上做笨重体力活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跻身为战胜国的阵营。然而，中国无法分享战胜国的果实，唯一的期望是收回德国从前在山东的各项特权。但就是这仅有的指望也很快化为泡影——日本代表以与北洋政府早有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它已经占有的青岛和胶济铁路。这种失望，对国人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在5月4日那天爆发了，史称“五四”运动。从此，救亡成为中国人奋斗的最直接目标。爱国和救亡，让中国强大和复兴，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土壤，也是中国共产党出发时的着眼点。
当时，武汉的学生领袖恽代英，在一封信中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当时湖南的学生领袖毛泽东呐喊：“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两位学生领袖，不久便成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宣传新思潮的期刊不超过10种，“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中，中国一下子冒出大约400种新的白话文期刊、大约350种周报，而且都以“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己任。五四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新思潮，成立新社团，纷纷探索改造中国的新方案。1918年6月，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第8位为李大钊。看起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各种“主义”，毕竟有是否科学，在中国是否可行、是否有效的区别。那时候，最受欢迎的新思潮，当数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甚至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毛泽东在最终作出选择的时候，对当时盛行的各种改造中国的“主义”作了一番比较。他说：改良主义色彩的社会政策派，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没有建设；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一些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关。比较早地看出“十月革命”将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李大钊，他和陈独秀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十月革命”给这些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带来了两个重要启示。一个重要启示是把民族解放的道路同阶级革命的道路结合起来；一个重要启示是树立“劳工神圣”的观念，即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其根本的力量在民众，离开了他们来谈新文化、谈改造社会、谈爱国运动，都无济于事。这个启示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明确概括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有了这两条新的思路，一群知识分子最终把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了中国新的救国之道！结论很明显，将近100年前，人们是经过苦苦思索、反复比较后，才慎重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像毛泽东当时说的那样，这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1920年春节前夕，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后就公开发表文章说，他们要建的新党为“社会党”。后来，陈独秀听了李大钊的建议，综合了其他方面的意见和考虑，他放弃了这个取名方案，而将他们要建的新党定名为“共产党”。寻找“主义”的热情迅速发展为建立新型政党的热情。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蔡和森写信，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蔡和森在回信中说，干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留日学生和旅欧勤工俭学生，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像人们已经熟悉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那座石库门建筑里开始的。因为7月30日晚上有陌生人闯进来，代表们迅速转移到浙江嘉兴市南湖上的一条红船上，接着召开会议。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纲领申明，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包括陈独秀的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内，出席中共“一大”的一共有15个人，其中13个中国人的构成很有意思——两个前清秀才，35岁的董必武和45岁的何叔衡；一个小学老师，毛泽东；7个大学生，其中3人曾留学日本，3个任报纸编辑、记者；还有两个中学生（王尽美和邓恩铭）。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的年龄。遗憾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却没有来。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筹办广东大学预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李大钊当时正在领导8个学校的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讨要薪水。散会时，嘉兴南湖湖面上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乘坐火车返回上海，已是午夜时分。人们想象中本该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甚至是开天辟地的一出史剧，就这样落了幕。出席中共“一大”的13个知识分子，再加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有人上了船又跳了船，或主动地下了船。李大钊，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建设，曾极力促成国共合作，在大革命中活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高层政治舞台上。1927年，他被主政北洋政府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杀害，用的是绞刑。陈独秀，一生毁誉相参。他担任过5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后被开除出党，随后又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坐牢，自称“终身的反对派”。1942年，他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山村凄凉病逝。王尽美，因投身工人运动，过度劳累身染肺病，1925年27岁时病逝于青岛。邓恩铭，1928年在济南因叛徒出卖被捕，两次越狱未果，1931年31岁时被国民党枪杀。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敌人包围时，纵身跳下山崖，时年59岁。陈潭秋，47岁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死。中国共产党直到两年后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还选他为中央委员。李汉俊和李达，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在1923年脱党，但他们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脱党后，李汉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李达则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刘仁静和包惠僧，后来也脱党了。他们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模样，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人当中最晚去世的。
陈公博和周佛海，在大革命中退出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高官。抗日战争中，双双追随汪精卫到南京伪国民政府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公博被枪决，周佛海死于狱中。张国焘，在中共“一大”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很活跃，曾经是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1938年，他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院里去世。1949年10月1日，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毛泽东和董必武，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后来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1975年逝世，毛泽东1976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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